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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维刚认为，应该在明确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干预的社会价值基础上，试点推进疾病早期筛查，并将其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这对于推动AD早检早诊早治至关重要。

“如今，AD患者年人均费用仍在持续增长，加强AD早期干预和疾病管理不仅是卫生系统的当务之急，也关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医学技术评估研究中心教授陈英耀接受采访时亦对记者表示，AD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巨大。但由于对AD认知不足，公众通常不会将早期的异常症状和疾病关联在一起，这阻碍了患者早期就诊。“全社会如何更好地认识疾病，树立更科学、更健康的疾病预防、诊断、治疗观念，这是十分重要的。”陈英耀教授直言，目前，中国AD患者的就诊率亟待提升，更早疾病阶段(轻度认知障碍，即MCI)的患者就诊率更低。由于社会普遍将记忆力减退视为“老年常态”，大部分患者在症状出现多年后才被确诊，此时已进入中度痴呆阶段，患者不仅面临认知功能进行性衰退，还可能因并发症导致住院率增加，生活质量显著下降。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陈晓春告诉记者：“我们在多个社区试点筛查过程中发现，AD早诊率和轻度认知障碍(MCI)就诊率较低，这一现状与多重因素有关。最大的痛点之一就是公众对疾病本身的认知存在不足。”

“站在老龄化社会的门槛上，AD防控需要把握早诊早治的‘黄金窗口期’。”陈晓春指出，AD的病理改变在临床症状出现前的十余年就已经开始，这也为临床干预提供了宝贵的战略缓冲时间。

“中国以家庭照护模式为主，AD患者往往需要专人陪护，除直接医疗费用外，AD患者家庭承受着更大比重的非直接成本。”金维刚直言，尽早开展药物干预，不仅有助于减缓疾病进程，将患者维持在轻度认知障碍(MCI)和轻度痴呆阶段，延长其生活自理能力，从而减轻家庭照护压力和支出，更可在中长期有效降低整体社会经济负担。

“早期干预和治疗是一种短期且有效的‘必要手段’。”陈晓春认为，实现早期精准诊断需构建三级预防体系。初级筛查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量表进行快速认知评估，结合数字化工具提高筛查效率，眼动分析、语音分析等诊断模型，能够助力“无创、快速、低成本”的AD早期筛查。对可疑病例，患者可以进一步接受神经心理学测评、血液生物标志物检测。如果通过筛查证实患者处于MCI或者轻度痴呆阶段，患者可以接受靶向治疗，也就是疾病修饰治疗(DMT)，即：通过靶向清除β-淀粉样蛋白(Aβ)斑块，可有效减缓神经元损伤。他希望进一步推动AD诊疗模式从被动治疗向主动干预转型。

“从大的趋势来看，AD患者照护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措施来解决，单靠家庭肯定是不行的。”金维刚直言，围绕高价值创新药研发、准入、临床使用、多元支付构建产业链条，将有助于推动突破性新疗法的可及和可负担。

“第一道防线就是尽可能由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联手，就患者早期诊断筛查和早期干预，提供必要的治疗和指导。”金维刚建议把认知功能筛查作为老年人健康体检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常规内容，制定统一的筛查路径和操作规范，提高关键诊断工具的可及性。他建议在各级医疗机构开展工具普及和使用培训，方便开展患者筛查。“对于AD这一类疾病，早期干预，让疾病进展的速度减缓，从而减少患者因进展至中晚期产生的治疗费用和护理费用，可减轻医保基金和长护险支出的压力。”他希望医保政策能率先为突破性疗法提供价值认可，帮助早期AD患者群体以可负担的方式，及时和公平地拥抱创新药物，加速疗法价值的转化。

在陈英耀看来，中国AD治疗相关生态系统仍不够成熟。“对于创新药物和疗法，国家政策鼓励为有价值的创新‘买单’。”陈英耀教授在采访中直言，筛查、诊治、康复甚至康养等应该是一体化的，但事实是，目前医保在诊断治疗环节发力较多。

在采访中，对于AD治疗的愿景，陈晓春认为，如今AD的治疗目标从控制症状升级为修饰疾病，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干预；未来的AD治疗会走向多靶点联合治疗，基因、疫苗、干细胞等创新疗法会进一步推动AD治疗朝着“主动免疫”方向发展。“我们期待可以有更多突破性的治疗方式，可以让患者获益更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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